仔细算起来,我在云南已经呆了20多年了。认识我的云南朋友都说我是个“老云南”。
他们认同我,主要是我认同了云南的生活习惯,吃大米饭、吃米线,尤其是吃辣椒。
我在老家山东时,与辣椒也曾交好。那种青辣椒加醋炝炒,我可以吃上一大碗,母亲说我是“能吃辣,天不怕”。其实这种辣椒并不甚辣,与云南的小米辣相比,其辣味简直是不足为道。这当然是我来云南后得出的印象,而每念至此,却总感觉舌尖上有小米辣在唱歌和舞蹈。
相比较而言,山东是微辣区,一丁点辣味便可使俺老乡流泪了,最能食辣者,当数川、湘、赣之人,对此,毛主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。据作家周而复回忆,在20世纪60年代,秘鲁哲学家门德斯来华访问时,毛泽东请他共进晚餐。席间,门德斯对毛泽东的食辣本领钦佩不已,称赞道:“您是我见过的各国领导人当中最能吃辣的一个了,一点儿也不怕辣。”毛主席回答道:“你说得对呀,四川人吃辣椒,不怕辣;江西人吃辣椒,辣不怕;我们湖南人吃辣椒,怕不辣!”毛泽东做的这个有趣的文字游戏,被引用颇多,但是,人们却忽略了云南人的吃辣:云南人吃辣也不怕。
辣椒是明朝末年传入中国的。1591年,高濂著《遵生八笺》已写到辣椒,此后的《花 镜》、《广群芳谱》、《本草纲目·拾遗》等文献中,辣椒开始以蕃椒、地胡椒、斑椒、狗椒、黔椒、辣椒、海椒、辣子、茄椒、辣角、秦椒等名字频频出现。云南人食辣椒较晚,邻近贵州的镇雄是在乾隆年间食辣椒的,但直至光绪时期的著述《云南通志》中仍无辣椒的踪影,其时辣椒已经涌入了云南。清代末年著有《蜀游闻见录》的徐心余记载,他的父亲在雅安发现,每年经四川运入云南的辣椒“价值数十万,似滇人食椒之量,不弱于川人也”。
徐心余倒是说对了,在吃辣方面,云南人已经“成长”起来。邻近越南的河口,酷热是闻名的,雨总是在没有任何预感的情况下不期而至,一场雨过后,炽热的太阳悬挂在了河口的天上,热得人烦闷。但河口的小米辣也是闻名的,它已被制成罐头摆上了四川人的餐桌。
我在河口,常见人以小米辣为菜,小米辣也不炒,也不加工,只配一盘盐巴即可食用了,并且边食小米辣,边喝包谷酒。太阳热,加上酒的热,又佐以小米辣,想不出汗都不行。但怪的是,人们并不感到什么怕辣,嘴里唏吁着,却叫“痛快,痛快!”衣衫却让汗给湿透了。
河口的小米辣小拇指一样大小,属人工栽培。金平县境内的原始森林里,有一种小米辣是野生的,仅黄豆一般大小,其辣的程度更是非同一般。这种辣椒据说在智利被称为“辣椒 之母”。如果把它折断或切开口,放在嘴唇上碰一下,嘴唇立即就会肿得老高,这种辣椒的旁边,通常要挂上危险标志。金平的小米辣固然没这么厉害,但也是一种钻心的辣。
我食辣,多少有些想充好汉的味道,毛泽东说:“不吃辣椒不革命。”而辣椒又是豪爽的、热烈的、刺激的,这多少又符合了我的性格。因此,在对待小米辣的态度问题上,我总是“恨”不得一口将之吞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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